[内容摘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也是中国金融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中国金融应该成为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的金融。以人为本是中国金融的核心，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是实现以人为本的中国金融的基本要求。为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国金融应该在已有发展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完善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中国金融内部与外部的全面协调，并进一步完善中国金融的运行机制，以期达到预期的经济发展目标。
[关键词]以人为本；金融；科学发展观；金融机制
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2012年11月14日党的十八大通过的、经过部分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正式将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指南。这一修改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符合时代发展要求，顺应人民共同愿望。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四句话是对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根本要求的集中概括。科学发展观为我国金融的进一步发展和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指明了方向。中国金融要贯彻执行科学发展观就必须紧紧把握住以人为本这个核心，在已经得到极大发展和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通过中国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中国金融内部与外部的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金融的大好局面，从而保证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
一、中国金融应该是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的金融
自从党的十七大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来，对中国金融怎样实践科学发展观我国金融界进行了大量研究，但把以人为本的金融与全面协调的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的金融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还不多见。本文力图将三者结合起来，研究中国金融如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一）以人为本的金融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党和国家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人为本的基本要求可以概括为：一切从人出发，一切为了人；出发点是人，归宿点也是人；以人为对象，以人为主体，以人为目的；最终是使每个人都能自由发展，实现马克思的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和要求。
中国金融要进一步发展应该牢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这个核心，并实实在在地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全面深刻地理解以人为本的金融内涵应当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任务。以人为本是中国金融内在的本质要求。中国金融要实现以人为本最根本的是对人的尊重。从现阶段来说，对人的尊重首先是要克服中国金融存在的相当严重的“金融排斥”现象。所谓“金融排斥”就是需要借助于金融的支持谋求发展的落后地区、弱势群体和急需发展的行业因为不能满足金融行业的有关规定和要求而被排斥于金融服务之外的现象。贷款歧视就是金融排斥最明显的表现。被人所轻视“是一个没有任何人可以忍受，也是永远不能忍受的困境”。 中国金融贯彻以人为本的必要前提是实现金融自由。金融自由包括金融供给与金融需求自由两个方面，即金融机构自主经营的自由（金融供给的自由）和客户选择金融产品与服务的自由（金融需求的自由）。尊重金融供给的自由，实质上就是尊重金融法人主体自主提供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及其自主定价权的独立性，而尊重金融需求的自由，实质上就是尊重金融客户对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自主选择权。只有有了前者的自由，后者的自由才能最终实现，因为满足金融消费者的需求是以人为本的金融的最终目标。
按照经济学的一般原理，需求创造着供给，供给引导着需求。但在中国金融领域，金融供给占据着主导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垄断地位。广大金融消费者对金融的认知程度不高，对自身的金融权益保护严重不足，对金融资源的地域分布严重不均衡也无可奈何，因此，金融需求自由处于弱势地位。然而，也必须看到，处于强势地位的金融供给自由由于管制过多、竞争过度、创新滞后而不足。要实现金融供给和需求的自由就要正确处理政府管制与金融自由、金融竞争与金融创新、金融资源地区配置的均衡与失衡等关系。
（二）全面协调发展的金融
经济的全面协调发展是实现“以人为本”的基本要求之一。针对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非均衡状况，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东中西部地区、城市与农村的协调，促进投资与消费、供给与需求、内外经济的协调。只有经济全面协调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才有了可靠的经济基础，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的、精神的、文化的各种需要才能得到满足，以人为本才真正落到实处。作为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和核心的金融，也应该贯彻经济全面协调发展的精神。中国金融应该通过自己提供的金融产品和服务，通过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和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通过金融经济内部各子系统的协调，通过货币政策中的货币数量政策与货币价格政策（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的协调，实现金融经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实现国内经济与对外经济的协调，最终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协调。
当前全面协调的金融的首要任务是促进中国经济的内外同时均衡。按照马克思的“生产的国际关系”、“生产一分配一交换一消费”和“两大部类”等理论，现阶段中国经济的对外失衡有其必然性，因为中国经济的对外失衡是中国经济对内失衡的表现或反映，要解决中国经济的对外失衡必须从这个必然性中寻找，从解决经济的对内失衡着手。在“生产一分配一交换一消费”关系中最重要的是生产与消费的关系。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中，强势的是投资，其次是出口，最后才是消费，这是一种“跛脚”的经济发展方式。当务之急是提振消费，降低国内储蓄。增加居民个人名义收入（包括减少税收负担）对扩大消费具有积极作用。但增加城乡居民的真实的（即扣除了通货膨胀因素的）可支配收入，才是扩大个人消费更重要的途径，即既要增加城乡居民的名义收入，更要使名义收入与通货膨胀率挂钩。中国要真正扩大内需，必须从提高城乡居民的真实可支配收入着手。
这里要澄清一种观点：用人民币汇率的大幅升值来纠正中国经济的对外失衡，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也是没有科学根据的。首先，汇率的基础是货币的价值，但在当今纯粹纸币制度下，纸币的价值是无法确定的，一再对中国人民币施压的美国人也是同意这一观点的。他们认为，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万无一失地给某种货币定值；衡量一种货币的公平价值是不可能的，是非常困难的；没有可靠或精确的方法估计一国货币的确切汇率。其次，为了解决人民币汇率是否低估、低估了多少这个问题，人们提出了很多评估方法，设置了许多数学模型，但却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英国《经济学家》对人民币汇率进行评估采用了3种方法（购买力平价理论、货币的公平价值理论和基本要素均衡汇率模型）对人民币汇率进行评估，可得出的结论是：人们几乎不可能确定某种货币何时处于错位状态，更不要说确定错位的程度了。它甚至认为，即便贸易顺差需要中国对人民币汇率作出重大调整，但内部平衡原则可能也会要求中国调低而不是调高汇率。
自从党的十六大提出“正确处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之后，国内对虚拟经济的研究出现了一个高潮。然而，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与蔓延引起了人们对虚拟经济作用的重新思考，对虚拟经济极大地脱离实体经济所带来的危害的警觉。我国金融的协调发展必须关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协调发展，关注虚拟经济的发展超过实体经济的发展，可能会引发经济出现虚拟化的现象。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中没有虚拟经济的提法，只有虚拟资本的概念。但马克思对虚拟资本性质与特征的分析完全实用于对虚拟经济的分析。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虚拟资本是与由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构成的现实资本不同的一种资本形态。它是在借贷资本和银行信用制度的基础上产生的，包括股票、债券等。虚拟资本可以作为商品买卖，可以作为资本增值，但本身并不具有价值；它代表的实际资本已经投入生产领域或消费过程，而其自身却作为可以买卖的资产滞留在市场上。虚拟经济就是从具有信用关系的虚拟资本衍生出来的，并随着信用经济的高度发展而发展。它们是货币资本，是一种“以钱生钱”的生息资本。虚拟资本中的有价证券的“市场价值部分地有投机的性质”。它们的资本价值“也纯粹是幻想的。”总之，它们的价值、价格、收入都是“虚拟”的、“假定”的、“假想”的、“幻想”的。虚拟资本的性质决定了它的高流动性、高不稳定性、高风险性和高投机性的特点。虚拟经济是虚拟资本“量”的积累引起的“质”的飞跃，它把虚拟资本的四个特点淋漓尽致地发挥到了极致。在美国，由于虚拟经济的财富效应大大地大于实体经济的财富效应，因此，不少人将自己大部分的，甚至全部的金钱、精力和时间放到来钱很快、赚钱容易的虚拟经济中，诸如金融、房地产、博彩等等，而不再“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从而导致美国个人“寅吃卯粮”和政府的财政赤字。应该看到，虚拟经济来源于实体经济，就应该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实体经济的需要，。如果虚拟经济一味只追求自己的发展，甚至创造出各种脱离实体经济需要的“金融创新”产品，那么，虚拟经济可能“泡沫化”。泡沫的膨胀是危机的开始，而泡沫的破灭则是危机的到来。一句话，我国应该发展虚拟经济，但更需要健康地发展我国的虚拟经济，我国虚拟经济应该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己任。
（三）可持续发展的金融
可持续发展金融的理论依据是经济可持续发展观，即经济的发展在满足当代人的需要的同时，必须为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留出和创造巨大的发展空间，使人类具有长期持续发展的资源、环境和能力。就自然属性来说，人类是整个大自然的组成部分。然而，当代人类在从自然界获得自身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物质的同时却在破坏着自己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使人类的未来发展不可持续。因此，人类不仅应该关心当今经济发展问题，更应该关注人类未来的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求金融可持续发展，因为金融是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和核心，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金融责无旁贷。要完成这一重任，金融必须是可持续发展的金融，金融可持续发展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我国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是金融创新和金融安全。
第一，金融创新是我国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只有这样，我国金融才能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对什么是金融创新，现在还没有一个为大家一致接受的定义。人们从不同的角度来定义金融创新：或者是引用熊彼特的说法把金融创新定义为新生产函数，或者是把金融创新定义为金融要素或金融领域内部的各种要素的重新组合（包括金融产品、金融市场、金融制度、金融业务、金融机构），或者是把金融创新定义为金融工具特性的重新组合（包括收益、价格风险、信用风险、国家风险、流动性、可买卖性、定价惯例、数量大小和期限长短，等等），或者是金融创新的目的（金融机构和金融管理当局出于对微观利益和宏观效益）的角度来定义金融创新。综合以上定义，我们把金融创新定义为：各种类型的金融机构在金融新生产函数基础上对金融要素进行重新组合，从而创造出新的金融产品（新金融工具或新金融服务）。从整个金融业发展的历史不难看出，整个金融业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金融创新的历史。金融创新的目的是想获取现有金融体制和金融工具无法取得的潜在利润，可见盈利性的动机驱动和生存的压力使其层出不穷，进而也推动了金融业的巨大发展和变化。然而，金融创新是一柄双刃剑。金融创新的目的是为了避免风险并获取盈利，但与此同时，金融创新也蕴含着巨大的风险。这是因为，金融创新是在原生性金融产品基础上推出金融衍生产品。原生性金融产品本身就存在着风险，在此基础上推出的金融衍生产品也就必然包含着原生性金融产品的风险；在金融市场上，金融衍生产品是交易的对象，它们的价格或收益会因各种原因而波动，例如供求关系、利率、汇率等的变动，因而它们本身又产生着新的风险；再加上出于利润最大化的需要，在已有衍生金融产品的基础上又不断推出衍生金融产品，从而使衍生金融产品离实体经济愈来愈远而成为纯粹的投机工具，从而更把金融衍生产品的风险推向极致。因此，中国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实际上是在金融创新过程中金融风险的克服与防范。
第二，金融安全是一个国家在国际化背景下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保证，只有这样，我国金融才能具备强大的抵抗金融风险、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生存是发展的前提，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而保证金融安全才可能谈到金融的发展，从而以人为本的中国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才能实现。离开了金融安全，以人为本的中国金融可持续发展就成了无源之水。
金融安全的基本涵义是一个国家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转，它应该具备以下四方面的特点：一是政府对国家金融主权的掌握，包括国家独立制定金融政策的权力和有效地控制金融资源的能力。二是社会单位，包括个人、企业能够保持对经济数据的信心，对经济发展和对金融资产保值增值的信心。三是货币币值保持相对的稳定，或者处于政府可以调控的范围内，不会受到国际资本的冲击而出现大规模的资本外逃导致货币的迅速贬值，或大规模的资本流人导致货币的迅速升值，从而使国际国内失去对该种货币稳定的信心。四是间接融资市场借贷的持续进行，以支持经济活动发展的需要。与金融安全紧密联系的另一个概念是金融稳定。我们认为，金融稳定侧重于金融的稳定发展，不发生较大的金融动荡，强调静态的概念。而金融安全侧重于强调一种动态的金融发展态势，包括对经济体制、金融结构、货币政策机制等调整变化的动态适应。
为了保证中国金融安全，应该构筑金融安全的三大支柱：掌握金融主权是国家金融安全的根本保障；稳健的银行体系是国家金融安全的坚实基础；谨慎灵活的外汇储备管理和适当的资本管制是国家金融安全必不可少的手段。应该基于“免疫系统观”建立一种自我免疫与外部管制彼此融合、相互促进的新的金融安全网，在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的进程中，国有银行的国有控股对中国的金融安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给中国金融安全提出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金融全球化使我国金融面临的风险因素增多、金融安全的可控性减弱、金融风险的传染性急剧增强。而我国的金融业整体竞争力较弱、金融市场发育不充分、金融制度和金融监管的漏洞等使我国的金融容易暴露在全球金融危机之中，对我国的金融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为了保证金融创新顺利进行和使金融安全得以实现，金融监管是必不可少的。美国次贷危机表明，如果金融创新成为金融资本追逐利润的手段，而金融监管或不到位，或听之任之时，金融风险就不可能得到有效控制，而金融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金融危机也就不可避免，金融也就不可能持续发展，从而以人为本的金融也就成了空谈。当然，金融监管也有一个被监管的问题，也就是说，金融监管要以有效的制衡为前提。
一、中国金融要实践科学发展观必须进一步完善金融运行机制
中国金融要实践科学发展观，真正成为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的金融，必须在我国金融已经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中国金融运行机制。这是深化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关键。
在经济学文献和日常生活中，体制、制度、机制是经常出现的三个概念。人们往往对这三个概念不加以区分。我们认为，这三个概念是有区别的。所谓体制是经济机体各构成要素（机构、职能部门）为了一个共同目的（目标）而按一定的组织层次结合在一起形成的一个有机体（整体）。如果把这个有机体看成是一个完整的系统，那么，各构成要素就是它的子系统。所谓制度则是整个经济机体及其各构成要素运行或发挥功能的规则、规范、政策，即共同的行为准则。所谓机制，则是指经济机体（系统）各构成要素（子系统）之间，以及各构成要素（子系统）内部的各子要素（第二、第三等等层次的子系统）之间发生关系（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的方式。因此，人们又常常把经济机制称为经济运行机制。
按照系统论的观点，一个经济体的体制、制度、机制的关系是：（1）从外在向内在逐渐发展的关系，即体制是外在的，制度是外在的，但已有内在的“成分”，机制是内在的。这是符合“现象与本质”的哲学原理的。（2）从“实”向“虚”逐渐变化的关系，即体制为“实”，制度兼有“实”与“虚”的特征，机制为“虚”。这是符合系统论的一实一虚“二象对偶”原理的。
中国金融机制可从金融体制和货币运行两个角度进行完善。
（一）从金融体制角度
我国的金融体制是由中央银行和各种类型的金融机构构成的，同时，为了规范中央银行和各类金融机构的行为，进行了金融制度的建设，制定了有关的法律、规定、条例和政策。这是研究完善我国金融运行机制的出发点。从金融体制角度完善中国金融机制表现为进一步提高中国金融的能量供给系统和指挥系统——中央银行的地位，进一步加强传导系统和新陈代谢系统—金融市场的作用，进一步整合中国金融的管理系统，将“一行三会”变为“一行一部”（中央银行+金融监管部）的双寡头模式。
在现代经济生活中，货币是经济的第一推动力。中央银行以提供经济所需货币为主要任务，它是整个经济，也是整个金融系统的能量供给系统，应该处于能量供给层次的上层，举足轻重。中央银行通过对基础货币的投放和回笼，控制着货币供给量，影响着信贷总规模，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因此，中央银行应该处于整个金融系统空间层次的上层。中央银行之外的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虽然也通过自己的运行为经济提供能量（例如贷款），但它们处于能量供给层次的下层。同时，中央银行以币值稳定为己任，它是整个金融体系的指挥系统。中央银行之外的所有金融机构都应该通过自己的工作与中央银行稳定币值的目标保持“理性的一致”，这既是国家利益之所在，也是所有金融机构利益之所在。强化金融机制能量供给系统和指挥系统地位的关键是要进一步强化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这包括货币政策决策和执行过程中的独立性两个方面。如果中央银行不能保证足够的独立性，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就会受到各种干扰，币值的稳定就不可能实现，从而宏观经济环境稳定的目标也就难以达到，其结果必然要么是中国经济或者承受高通货膨胀的压力，或者面临通货紧缩的威胁。
（二）从货币运行的角度
从货币运行角度，中国金融机制的完善表现为要保证货币的正常循环：增强货币的主动供给、控制货币的被动供给和控制货币的“熵”的增加。在货币经济时代，正常的货币循环是经济健康运行的关键。第一，当代经济是货币经济。生产要素、物质产品和金融产品都是货币（价值）的转化或凝结。正是因为这种货币化现象使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事物的价值都用货币来进行衡量，经济的货币化现象成为人类社会配置资源、推动整个社会经济机器运行的巨大力量。第二，货币是经济的第一推动力。货币是经济体的“血液”。货币周而复始的正常循环是整个经济体充满“生命”活力的关键。如果货币运动的调节失控，就会或者出现通货膨胀，或者出现通货紧缩，于经济、金融都会带来不利影响。所谓“货币运动调节的失控”既包括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的失控，也包括商业银行信贷供给的失控。因此，要使货币正常循环，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都有责任。要控制货币的“熵”的增加。“熵”是物理学的一个概念。它是不能再转化为做功的能量的总和的测定单位。熵的增加就意味着有效能量的减少，不做功能量的增加无效状态的能量构成了我们所说的污染。这里借用“熵”这个概念就是想说明，货币的“熵”就是指推动经济发展的货币变成了不再推动经济发展的货币。马克思从商品流通的不同形式将货币分为“货币的货币”和“资本的货币”。前者是“为买而卖”的货币，即在商品流通中发生作用的货币，W-G-W。货币的这种运动一般是在消费领域。后者是“为卖而买”的货币，即资本运动中发生作用的货币，G-W- （G+△G）。货币的这种运动一般是在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领域。但我们如果不考虑W，“资本的货币”的纯粹形式就是G- （G+△G），即生息资本或虚拟资本。货币的这种运动一般是在金融市场进行的。如果这样，那么货币的“熵”的增加，则是指作为“货币的货币”不再推动消费，例如，我国城乡居民大量的储蓄，作为“资本的货币”不再推动投资；例如，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投入金融市场的部分资金处于“沉寂”状态，等等。在货币供给一定的情况下，货币的“熵”的增加就是做功的货币减少、不做功的货币增加。很显然这是于经济、金融发展不利的。要减少或控制货币的“熵”的增加，应该推动经济向内需型经济转变，减少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
三、结论
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短短三十多年的时间从经济总量来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问题，呈现出“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三不”严重地影响到中国经济进一步的发展。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党的十七大全面深刻地阐明了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使中国经济走上了科学发展的道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2.中国金融要实践科学发展观必须以马克思的“生产一分配一交换一消费”、“两大部类”、虚拟资本和汇率理论为指导，分析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必然性，寻找解决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对策，正确处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3.中国金融应该通过为广大群众提供多样化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开辟多种投融资渠道，保护他们投资收益和合法金融收入，以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
4.中国经济的内外失衡制约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因此，当前全面协调的金融的首要任务是促进中国经济的内外同时均衡。
5.金融要实现以人为本和促进经济全面协调发展，金融本身必须可持续发展。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金融创新，保证是金融安全。
6.中国金融要实现科学发展观必须在已有改革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中国金融运行机制。
主要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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