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进入新千年之际，金融全球化的浪潮正席卷世界，形成引人注目的经济景观和潮流。作为一种趋势，金融全球化一方面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活力，另一方面，也对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安全形成严峻的挑战。中国作为正在崛起的经济大国，金融业正处于重要的转型时期。此时，我们该如何进行金融体制的塑造，最大限度地利用金融全球化的机遇，并将金融风险控制到最小，是一个非常紧迫的现实问题。
一、金融全球化及其二元效应分析
(一)金融全球化的特点
金融全球化是指金融主体所从事的金融活动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展和深化的过程。它主要表现为这样几个特点：第一，发达国家及跨国金融机构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处于主导地位。这主要表现在：发达国家金融资本雄厚，金融体系成熟；调控手段完备，基础服务设施完善；以发达国家为基地的跨国金融机构规模庞大，金融创新层出不穷；与之对应，全球金融规则也主要来自发达国家，这些规则总体上有利于其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利益最大化。第二，信息技术的发展，为金融全球化提供了技术通道。当代发达的电子计算机技术为全球性金融活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特别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日益成熟、电子货币的普及，网络银行和网上交易将突破国界在全球铺开，全球金融市场越来越被连接成为一个整体，金融市场的同质性进一步提高。第三，金融创新层出不穷。适应新技术条件下竞争的需要，同时亦为规避限制性法规和风险，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在发达国家率先出现金融创新活动。这既包括制度的创新，又包括工具的创新，例如信用制度的创新、股权衍生工具的创新等等。在金融创新的推动下，一方面融资证券化趋势大大加强，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新的金融风险和不确定性。第四，金融资本规模不断扩大，短期游资与长期资本并存。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随着参与全球化的金融主体越来越多，全球金融资本不断扩大。在这其中，既有长期投资的资本，也有短期投机的资本。目前，在全球市场中出入的国际投机资本大约有7．2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每年GDP总和的20％。应该说，长期资本的投入有利于一国经济的稳定和发展，而短期游资的逐利和投机，则易引发一国的金融动荡。
(二)金融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产生的二元效应。
金融全球化在对各国经济和金融的影响中，同时具有正负两种效应。出于研究的需要，在这里我们着重分析它对发展中国家的双重影响。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金融全球化的正效应体现为：第一，金融全球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从国际市场引入外资。发展中国家由于自身发展比较落后，普遍面临着资金短缺的矛盾。随着金融全球化的拓展，相当多的资金流向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其经济发展的资金缺口，并带动了技术的扩散和人力资源的交流。第二，金融全球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学习发达国家金融运作的先进经验，提高自身的金融效率。发达国家由于市场经济建立较早，金融体系较为完善，金融风险控制机制严密。这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很好的学习借鉴之机。同时，金融全球化还提高了国内外金融业间的竞争程度，迫使发展中国家金融机构利用金融创新减少交易成本，提高运作效率。
金融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负效应主要表现在：第一，金融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民族金融业的生存面临巨大压力。发展中国家参与金融全球化，符合自身长远利益。但是，由于其金融业处于弱势地位，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还较差。如果外国金融机构大规模进入，势必给其民族金融业造成巨大的生存压力，金融体系遭受冲击将是不可避免的。第二，金融全球化为国际游资制造风险提供了条件。金融全球化虽然有利于资本在国际间自由流动。但是，出于逐利的动机，国际游资会利用发展中国家利率、汇率管制放开后产生的金融产品价格波动，大量涌入发展中国家套利和套汇。加之目前国际上尚未对投机资本提供必要的约束机制，若有风吹草动，国际游资就会从所在国大量撤走，从而引发严重的金融动荡。第三，金融全球化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泡沫化程度。在过去20年中，发展中国家从国际市场筹集到的大笔资金被过度投入股市和楼市进行炒作。同时，国际投机资本也乘虚而入。在巨量资金的支撑下，证券、房地产市场逐渐脱离了经济发展的基本面而飚升，并逐步演变为泡沫经济。第四，金融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监管和调控带来严峻挑战。金融全球化意味着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与获利。出于获利的需要，国际上许多金融资源被无序、过度开发，金融投机性凸显。加之现代金融交易工具发展迅速，极短时间内即可完成巨额资金的交易与转移，其去向不确定性很大。这既给发展中国家金融监管与调控带来严峻的挑战，也削弱了其货币政策的调控力度。
二、中国金融业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金融全球化的特点和二元效应有助于我们形成它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一般性理解框架。为了将问题引向深入，我们还需进一步分析中国金融业在全球化时代所面临的特殊问题，并寻求相应的解决方法。当前，中国金融业所面临的问题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
(一) 金融业整体缺乏竞争力。
从银行业看，主要表现为资产质量恶化，资本严重不足，收益急剧下滑。银行的资产质量是决定其竞争力的关键因素。按国家规定，银行不良资产比重不得超过15％。而我国银行的不良债权已大大超过了这一比例。到1995年，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比重即达22．3％，与当年商业银行的总准备率21％相当。另据巴塞尔协议规定，银行的资本比率不得低于8％，而我国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距此标准相去甚远，截至1997年6月，四大国有银行的平均资本充足率只有3．12％。虽然1998年发行了2700亿特别国债补充资本金，但依然离所需甚远。银行资产质量下降的直接后果就是经营效益急剧下滑。1996年，国有四大银行净资产利润率只有5．5％，这一指标不但低于国内其他非国有银行，更远低于东南亚国家金融机构。而正是银行不良贷款及低收益率是导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诱因。
从非银行金融机构看，证券业的竞争力问题较为典型。这主要表现为证券业规模偏小，实力有限。众所周知，证券业展开竞争和抗御风险是要以必要的规模和实力作为保证的。目前，证券经营机构和国内其他金融机构相比，规模普遍偏小。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各自资产总额都在10000亿元以上，合计10万亿元。而在证券公司中，截至1999年10月，全部证券公司资产总额约为3500亿元，规模最大的申银万国证券资产仅有300亿元左右。如果再与外国投资银行相比，中国证券的实力就相差更远了。在这种情况下，随着资本市场和证券业的对外开放，随着跨国大型投资银行大举进军中国资本市场，以国内现有证券经营机构的实力，是无法与其比肩相争的，所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
(二) 金融创新乏陈。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金融创新还很落后，且存在两大问题：其一，金融创新过于依赖政府。
由于我国的金融机构还不是真正的企业，金融创新主要依靠政府和金融主管当局，表现为一个自上而下的强制性过程。其二，在有限的金融创新中，各领域进展失衡。例如，金融工具、产品、服务的创新步履缓慢；在业务创新中，负债类业务多于资产类业务；在资产类业务中，真正能够保证受益、转移风险的金融创新寥寥无几。显然，金融创新的不平衡性和行政主导降低了金融资源的效率，削弱了中国金融机构的创新竞争力。
(三) 中国金融业的监管存在突出问题。
从中国金融业的内部自律看，金融机构面临着与国有企业一样的困境，即如何真正解决内部激励与约束机制问题。国有银行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银行，在追逐利润的动机、风险控制及产权问题上，尚未达到市场经济的要求。如果这些问题不能最终解决，金融业仍然不按商业法则运营，在同具有综合实力优势的发达国家金融机构竞争中就难以获胜。
从外部监管看，首先表现为金融法规建设滞后。我国金融监管长期依靠由上而下的行政管理，法律手段极为缺乏。金融监管的实质是法制管理，而在现实中，金融机构从市场准入、业务运营，到市场退出、违规处理都存在大量的法律问题需要加以明确和解决。其次，监管体制尚未理顺。这主要表现为：其一，证券监督权力分散。从中央管理层角度看，虽然中国证监会是主要监管部门，但包括财政部、央行、计委在内的各个部门都对市场拥有较强的干预能力。从地方角度看，由于地方政府对地方证券管理机构的制约作用，出于地方利益的需要，有时仍会干预证券机构的运营。这就产生了对证券监管的统一协调问题。其二，监管部门缺少评价考核金融机构市场风险的标准，对异常金融变动缺乏及时的预警定位和风险处理。这种情况如不改变，金融开放之后，很难监管全球化下各类金融机构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产品和随之而来的风险。再次，对外资监管准备不足。近几年，随着外资金融机构在华数量的增多，其运营安全性已日益与我国金融安全相关联。我们须对少数外资金融机构为逐利而利用监管缺陷违规操作的可能性保持相当的警惕。另外，一旦资本账户开放，国际短期游资定会大量进入，金融监管就会变得更加复杂。而目前，我国金融的对外监管尚处于初始阶段，从监管手段到法律法规都很不完善。因此，当务之急是如何建立起一套规范科学的金融监管体制，对外资金融机构和短期游资进行动态监管，防范所可能产生的金融风险。
三、中国金融的应对策略
(一) 培育真正的市场主体和竞争体制，形成与开放环境相适应的竞争能力。
首先，国有银行要建立国家控股的多元化产权制度。建立国家控股的多元化产权制度，必须从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两个方向入手：
(1)外部治理。从我国国情看，国企改革和政府行为是与国有银行产权制度改造密切相关的外部条件。外部治理，就是要解决好这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国有企业必须尽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所存在的问题，是造成国有银行(本身就是国有企业)竞争力低下的重要外因之一。由于两者产权同构，导致银行资产质量不断恶化。为此，必须从整体上把握国企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的内在联系，遵循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的要求，加快建立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这既是企业拓宽融资渠道，立足长远发展的需要，也是实现金融全面对外开放的前提。如果不能真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没有科学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从而无法在微观制度层面根本解决银行业面临的风险。第二，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在传统体制下，政府为了挽救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经常干预银行的贷款决策。其结果，不但企业的依赖性变本加厉，银行的竞争力也在不断减小。因此，当务之急必须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将工作重心从被动的对企业进行“救火”，逐步转向培育市场竞争机制和竞争能力、维持金融秩序、鼓励金融创新、加大监管力度的轨道上来，让市场机制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的作用，政府充分运用货币政策工具从宏观对金融运行进行调节。
（2)内部治理。对国有银行内部进行治理，建立国家控股的商业银行，其意义有二：第一，从表层看，有助于解决银行的不良资产，增加资本金，提高防范风险的能力；其二，从深层次看，对国有银行进行商业化改造，建立经营权、所有权和监督权分立的制度框架，可以形成科学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摆脱政府的行政干预，使银行的市场化经营获得制度上的保证。
为此，我们要加快国有银行产权重组进程，充分吸纳社会不同的投资主体，在国家控股的前提下，建立公司法人产权制度。在这一制度框架下，银行才有条件真正实行自主经营、自担风险的经营机制，实现与政策性金融的彻底分离，建立符合实际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机制和严格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从而规避风险，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其次，积极发展民间金融机构，构建金融业竞争体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营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但是，国有银行由于体制上的弊端，一直不能为民营经济提供充分的金融支持。这一方面造成民营经济的金融服务缺失，将其推向并不规范的民间借贷市场；另一方面，由于缺少体制外的竞争，国有银行商业化进程大大减慢，缺少真正的竞争力。因此，积极发展规范的民间金融机构，培育金融业竞争体制，已成为我国金融深化的重中之重。在具体运作方式上，可通过组建产权明确、内部风险约束机制完善的股份制民营银行，来专事为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的融资提供服务。此举既有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营造竞争的体制环境，使国有金融的改革获得必要的压力和动力。第三，培育金融业规模竞争力。培育金融业的规模竞争力，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个是股市融资，一个是资产重组。股市融资主要是凭借股权来融通资本。对于已上市的、符合条件的证券机构，可从制度上为其创造增资扩股的条件；对于未上市的、符合条件的证券机构，也应尽早上市。通过增资扩股和上市，证券机构可获得资本市场的巨大支持，从而解决资产质量和资本金问题。资产重组主要指对现有证券机构的一种资源整合。对于实力较强的全国性证券机构和区域性证券机构，要鼓励强强联合，寻求集团化发展模式，通过相互参股打通以市场为纽带的联合通道。对于中小证券机构，除了可考虑相互合并之外，具有特色和专长的机构很可能以出售、换股等方式被吸收到大的证券机构之中，补充并壮大其竞争优势。当然，在证券业的资产整合过程中，必须相应提高证券机构的管理水平，遵循市场规律，要把提高竞争力作为根本目的。否则，重组过程很可能蜕变成一种行政命令式的盲目扩张。
(二) 加快金融创新。
针对目前中国金融创新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应着力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首先，要加快政府金融管理职能的转变。今后，政府的金融管理职能要转向创造公平竞争的体制环境和加强调控的有效性上来。政府要创造公平竞争的体制环境，消除歧视性政策，放宽市场进入标准，按照统一的市场监管原则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展开充分竞争，鼓励合法金融创新。对行政垄断、地方保护主义和恶性竞争要依法规范和治理。政府要修正过去主要以行政手段为依托对金融创新所采取的单向驱动行为，代之以宏观间接调控机制，正确引导企业的金融创新冲动，控制金融创新所可能带来，打造金融创新的微观基础，选准创新的突破口。我国金融机构之所以缺乏自主创新的动力，金融机构本身产权不明晰、缺乏激励和约束机制是重要内因。为此，必须加快国有金融机构产权制度的改革步伐，通过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形成金融创新的微观基础。当前，金融机构的创新突破口应主要围绕金融工具、金融业务和金融电子信息化展开。针对金融工具的有限性，可利用股票市场的先发优势，适时发展期货、期权等衍生金融工具；针对负债类业务多于资产类业务，积极发展票据和国债回购市场，推进金融资产的证券化进程；针对金融效率对交易和清算手段的依赖性，着力进行金融电子信息化建设，使金融运作基于电子化的平台而获得质的飞跃。
(三) 加强对金融业的综合监管。
金融业的综合监管是内部约束和外部约束的有机统一。首先，要加强对金融业的内部约束。(1)完善金融机构的内部监控机制。金融机构需建立有效的内部监督系统，确立内部监控的检查评估机制、风险业务评价机制以及对内部违规行为的披露惩处机制，做到对问题早发现，早解决；要建立严格的授权制度，各级金融机构必须经过授权才能对相关业务进行处置，未经授权不能擅自越位；要实行分工控制制度，确保授权授信的科学有效性，建立对风险的局部分割控制。(2)进行金融业行业自律建设。加强金融业的自律建设，一是要对所属成员定期进行检查，包括业务检查、财务检查和服务质量检查；二是要对成员经常性业务予以监督，包括对业务运作的监督指导，对可能出现的风险和违规行为的预防与处理。具体而言，在银行业，要加强银行同业协会的职能，充分发挥其管理和服务的作用；在证券业，要加强证券业协会的建设，发挥其在公平竞争、信息共享、风险防范和仲裁等方面的协调职能。其次，加强对金融业的外部约束。(1)加强法律法规制度建设。第一，完善金融立法。虽然改革开放以来金融领域的立法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随着实践的发展，仍然有一些重要金融领域尚未纳入法律规范。目前迫切需要出台《信托法》、《期货法》和《外汇法)等急需的专门法律，以便规范各种金融业务的运作，并与《中国人民银行法》一起构筑金融监管的法规体系主干。第二，强化金融执法。从维护金融安全的重要性出发，要赋予央行及证监会与其职责真正相称的权力。金融监管当局要强化金融执法的力度，严格执行市场准入、市场交易和市场退出的相关法规，建设良好的金融运行软环境。(2)建立风险预警和危机处理机制。有效的金融风险预警，是确保金融安全的第一道屏障。在中国，实行金融风险预警，关键在于建立一套规范有效的风险预警指标体系。这主要包括：A．经常项目差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国际上规定，如果经常项目差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超过3．5％则被视为危险的信号；B．短期外债占外汇储备的比例。如果短期外债过多，同时外汇储备又不足(墨西哥发生金融危机时两者之比为100：20)，极易引发金融危机；C．银行不良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按照国际经验，控制在10％以内较为安全。D．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根据《巴塞尔协议》，基于风险加权的资本充足率应达到8％以上，核心资本应达到4％以上；E．股指和股价波动。如果股指与股价持续快速上扬，明显脱离实际经济的真实水平，预示着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经济泡沫；如果股指与股价持续下跌，则易打击投资者的信心，导致财富缩水。危机处理机制是化解危机、减小损失的最后防线。建立危机处理机制，第一，要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重视资金的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确保银行的清偿力；第二，要提高呆帐准备金比率，充实风险准备金；第三，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保护存款人的利益，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第四，建立国家专门的金融危机防范机构，统一权限，协调行动，以便在危机发生时高效率地解决问题；第五，完善援救性措施。对遇到临时清偿困难的金融机构应提供紧急资金援助。(3)加强国际合作。中国参与国际金融合作的思路，一是要加强与跨过金融机构的母国监管当局及时进行信息沟通，按巴塞尔要求对金融机构实施全方位并表监管，对不符合监管条件的外资金融机构要坚决予以阻止；二是针对流进与流出我国金融市场的国际资本，建立相关的动态跟踪数据，与相关国家实现数据互换，使资本流动特别是短期资本的流动置于国际监视之下，为政府间多边监管合作及救助提供依据；三是鉴于现有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跟不上金融全球化发展的步伐，中国应同有关国家一起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参与新的游戏规则的制定，促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职能的转换，以期建立符合自身利益的国际金融新秩序。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金融全球化不但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也提供了有益的警示，提醒我们应该谨慎设计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的战略。惟其如此，中国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才可能趋利避害，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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